重要論述
1937年5月15日
毛澤東接受美國韋爾斯，回答了關于國共合作、階級斗爭、爭取民主、準備抗戰(zhàn)等問題。談話指出：國共談判仍在進行，最主要的是兩黨共同政治綱領，這是兩黨合作的基礎。在抗日戰(zhàn)爭的面前，階級斗爭問題應有適當的解決。我們要在正與國民黨進行談判中的共同政治綱領里提出：給工農以集會、結社、言論的自由，普遍的選舉權，對工人必須改良待遇，改善勞動條件，對農民應減租減稅，關于土地問題，應以立法及其他適當手段解決。民主制度為對日抗戰(zhàn)勝利之必要條件，非它不可。我們時刻準備著應付事變，不管戰(zhàn)爭爆發(fā)在何時與何地。我們提出“準備”，與國民黨過去的準備論是具有不同的內容的，國民黨過去的準備論是先安內而后攘外，是無止境的內戰(zhàn)，是消耗抗日力量；而今天所作的準備是停止內戰(zhàn)，鞏固國內和平，實現民主政治，開放人民救國的一切自由，組織、訓練和武裝民眾，同時加速完成軍事、政治、財政、經濟、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抗戰(zhàn)準備工作。中國的抗戰(zhàn)是要求得到最后的勝利，這個勝利的范圍，不限于山海關，不限于東北，還要包括臺灣的解放。這是我們對準備抗戰(zhàn)的意見。這篇談話收入《毛澤東文集》第一卷
1946年5月15日
關于力爭東北停戰(zhàn)及制止全國內戰(zhàn)的對策，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及周恩來等電。電報指出：國民黨除在東北大打外，尚不敢立即發(fā)動全國內戰(zhàn)，但其準備是異常積極的。我黨方針是力爭東北停戰(zhàn)及制止全國內戰(zhàn)，至少也要推延全國內戰(zhàn)時間。因此我應采取如下對策：（甲）堅守自衛(wèi)立場，不向彼方主動進攻；如國方向我蠶食或進攻，我必須堅決將其擊退，收復失地；糾紛發(fā)生，經過斗爭之后，由執(zhí)行小組加以調處，使我處于有理有利之地位。（乙）改善對美國人關系，無論美國人如何偏袒國方，我除據理力爭外，只要美國未恢復赫爾利政策，策動全國內戰(zhàn)，我即應盡可能爭取美國人。對國方代表及國方官長，亦須注意爭取。我方權利所在，必須力爭，彼方無理要求，必須拒絕；但總的精神是求得在不吃虧的基礎上解決糾紛，而不是使糾紛擴大。這封電報收入《毛澤東文集》第四卷
1981年5月15日
鄧小平在會見津巴布韋總理穆加貝時說：建國三十二年來，總的來說，我們所取得的成績是偉大的，我們所走的道路是正確的，但是也走過一些彎路。對此我們并不后悔，因為成績是我們干出來的，錯誤也是我們自己犯下的。成功的經驗是我們的財富，錯誤的教訓也是我們的財富。一九七八年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總結經驗，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政策。我們相信，這些政策是正確的。我們對未來充滿信心。當然，由于中國面積大、人口多，問題復雜，我們的經驗還需要進一步積累。因此，今后很難說不會再犯錯誤，但是有了過去的經驗和教訓，我們可以力求不犯大的錯誤。只要不犯大的錯誤，步子才能加快。現在中國的政治、經濟情況都很好，是歷史上少有的。這是我們對形勢所作的非常客觀的判斷。在談到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時說：這是我們現在正在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這個問題弄清楚，對我們以后的發(fā)展，怎樣搞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很有關系。不弄清楚，總會有來自“左”的或右的方面的干擾。
1985年5月15日
鄧小平在會見新加坡前第一副總理吳慶瑞時，談到中國的城市改革指出：城市改革涉及到各個領域，比農村改革復雜得多，也是有風險的。但是，我們有勇氣，有信心，相信是會成功的，當然也很容易出偏差。我們自己一定要有必勝的信心，一定要有足夠的勇氣正視現實，及時地發(fā)現和糾正錯誤。我們的事業(yè)一定能在不斷地克服困難和糾正錯誤中前進?，F在正是改革的最好時機，搞好改革，不但會為九十年代，而且會為下個世紀我國經濟協調穩(wěn)定地發(fā)展奠定一個好的基礎。在談到人才問題時指出：搞現代化建設，最重要的是知識和人才。我們最大的弱點恰恰在這里，知識不足，人才不足。我們請你們來，就是請你們提供知識。不僅請你們來，還要廣泛地請發(fā)達國家退休的專家、技術人員來幫助我們工作，他們來當顧問或到企業(yè)里擔任實職都可以。
1988年5月15日
鄧小平在會見阿根廷總統阿方辛時說：現在出現了對話代替對抗的新潮流，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趨勢正在發(fā)展?，F在人們常說，二十一世紀將是太平洋世紀。我看這個說法為時過早，最大的缺陷是十億人口的中國還落后，這個地區(qū)還有約十五億人口處于不發(fā)達狀態(tài)。所以說，太平洋時代肯定要到來，但不是現在。真正的太平洋時代的到來至少還要五十年。那時也會同時出現一個拉美時代。我希望太平洋時代、大西洋時代和拉美時代同時出現。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有兩個，就是和平和發(fā)展。我們希望至少有五十年的和平時間發(fā)展自己，看來有可能。你們和我們都要充分利用這個時期，從事建設。
2002年5月15日
江澤民在紀念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中國青年運動八十年的生動實踐告訴我們，一切有理想有抱負的中國青年，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同人民緊密結合，為祖國奉獻青春，才能大有作為。愛國主義，始終是中國青年運動的旗幟。這種愛國主義，堅持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的指導，融入了體現時代進步的民主精神和科學精神，使中華民族的發(fā)展有了正確的思想指引。這種愛國主義，與社會主義緊密結合，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yè)走上了正確的道路。這種愛國主義，把中國的前途命運放在世界格局中觀察，把中國社會的發(fā)展與整個人類社會的進步緊緊聯系在一起。他指出：馬克思主義政黨只有贏得青年，才能贏得未來。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同廣大青年緊密聯系。黨的事業(yè)離不開青年，青年的成長更離不開黨。我們黨要贏得青年，就必須用先進的理論引導青年，用光輝的事業(yè)凝聚青年，用良好的作風吸引青年。各級黨委和政府都要從黨和國家事業(yè)興旺發(fā)達的戰(zhàn)略高度，認真實施科教興國戰(zhàn)略，加強對青少年的教育培養(yǎng)，相信和重視青年，關心和愛護青年，推動大批青年人才不斷脫穎而出。各級領導干部要學會用新觀念新視角去看待青年，善于發(fā)現青年人才，大力培養(yǎng)青年人才，千方百計為青年人才成長創(chuàng)造條件、提供舞臺，幫助和引導他們在工作實踐中經受磨煉，增長才干和膽識。這篇講話收入《江澤民文選》第三卷
2017年5月15日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舉行圓桌峰會，習近平主持會議并致辭。他指出，在各國彼此依存、全球性挑戰(zhàn)此起彼伏的今天，各國要對接彼此政策，在全球更大范圍內整合經濟要素和發(fā)展資源，才能形成合力，促進世界和平安寧和共同發(fā)展。我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它的核心內容是促進基礎設施建設和互聯互通，對接各國政策和發(fā)展戰(zhàn)略，深化務實合作，促進協調聯動發(fā)展，實現共同繁榮。“一帶一路”建設植根于歷史，但面向未來；源自中國，但屬于世界。在“一帶一路”建設合作框架內，各方攜手應對世界經濟面臨的挑戰(zhàn)，開創(chuàng)發(fā)展機遇，謀求發(fā)展新動力，拓展發(fā)展新空間，實現優(yōu)勢互補、互利共贏，不斷朝著人類命運共同體方向邁進。倡議提出后，得到國際社會積極響應和廣泛支持。
2019年5月15日
習近平出席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并發(fā)表主旨演講。他指出，璀璨的亞洲文明為世界文明發(fā)展史書寫了濃墨重彩的篇章。亞洲人民期待一個和平安寧、共同繁榮、開放融通的亞洲。我們應該堅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美人之美、美美與共，開放包容、互學互鑒，與時俱進、創(chuàng)新發(fā)展，夯實共建亞洲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人文基礎。 他強調，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fā)展。我們要加強世界上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鑒，夯實共建亞洲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人文基礎。他提出4點主張。第一，堅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第二，堅持美人之美、美美與共。第三，堅持開放包容、互學互鑒。第四，堅持與時俱進、創(chuàng)新發(fā)展。
黨史回眸
1926年
5月15日－22日 國民黨在廣州召開二屆二中全會。譚延闿、蔣介石等9人聯名向全會提出旨在限制共產黨、篡奪國民黨黨權的《整理黨務案》。這個限制共產黨活動的提案，蔣介石事先取得了鮑羅廷的同意。《整理黨務案》的主要內容是：限制共產黨員在國民黨高級黨部任執(zhí)行委員的人數，不得超過各該黨部全體執(zhí)行委員的三分之一；共產黨員不能擔任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名單須全部交出，等等。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和鮑羅廷一樣，采取了妥協的態(tài)度。出席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的中共黨團內部對是否接受《整理黨務案》意見并不一致，在鮑羅廷的壓制下，指導中共黨團的張國燾要大家接受，使得《整理黨務案》得以順利通過。于是，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部長的共產黨員全部辭職，換上了國民黨右派，蔣介石當上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兼軍人部長。隨后，蔣介石又當上了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壟斷了黨政軍財大權。
1937年
5月15日 閩西南軍政委員會發(fā)表《關于閩西南人民抗日救國綱領》《為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日三致粵軍公函》，再次表明我黨和紅軍以民族利益為重，要求停止內戰(zhàn)、合作抗日的誠意，并提出各種具體的建議和措施。
1943年
5月15日 共產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主席團為適應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發(fā)展，并考慮各國斗爭情況的復雜，需要各國共產黨獨立地處理面臨的問題，作出《關于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22日，向全世界公布了這個決定。26日，中共中央作出完全同意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指出：“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斗爭中曾經獲得共產國際許多幫助，但是，很久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即已能夠完全獨立的根據自己民族的具體情況和特殊條件決定自己的政治方針、政策和行動?！?/p>
1953年
5月15日 中蘇兩國政府簽訂《關于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援助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發(fā)展中國國民經濟的協定》，規(guī)定蘇聯援助中國建設91個工業(yè)項目。加上1950年已確定的50項和1954年增加的15項，共156項，列入“一五”計劃。后多次調整，確定154項，實際施工150項。因156項公布在先，仍稱“156項工程”。
1957年
5月15日－25日 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決定將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64年
5月15日－6月17日 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召開。會議討論了“三線”建設問題。1965年夏，“三線”建設進入實質性實施階段。20世紀80年代起，國家對“三線”建設實施全面調整與改造。
1980年
5月15日 中國恢復在世界銀行的合法席位。
2019年
5月15日－22日 首屆亞洲文明對話大會在北京舉行。習近平在開幕式上發(fā)表《深化文明交流互鑒，共建亞洲命運共同體》主旨演講，呼吁堅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美人之美、美美與共，開放包容、互學互鑒，與時俱進、創(chuàng)新發(fā)展，共同創(chuàng)造亞洲文明和世界文明的美好未來。
歷史瞬間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總部由陜北遷到河北平山縣西柏坡。圖為中央領導人辦公處所俯瞰。
